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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把开锁工具插进锁匙孔里转了几下，只听到咔的一声，门就给打开了，我又环顾了一下四周，确定没什么会让我神经紧张的动静。就弯着身子潜进了房里。

在这个和姓叶的住的二〇五室一样结构的房间里，看不到一件可称为家具的东西，只有角落里有一堆廉价的棉被，旁边还放着两个sannite的旅行箱。厨房里连瓦斯炉都没有，只散落着一些纸杯、免洗盘和卫生筷。窗帘大概是以前的房客忘了带走的，被烟熏得有点变色。

我左手拿着小手电筒照着房里，也没脱鞋就踩了上去，右手还握着那支黑星。我探头看看厕所，能惹我注意的大概只有马桶上斑驳的尿垢。我打开门口右方的壁橱，里面只有一堆折得小小的内衣裤，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。

我屏住气穿过房间，用小手电筒探照那堆折得整整齐齐的棉被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为了确定，我还把棉被挪开，只露出一面被磨破的榻榻米。我感到脖子发麻，便深深吐了一口气，缓缓转着脖子一屁股坐在榻榻米上，背靠着墙望着那两只旅行箱。

到目前为止还蛮令人扫兴的。能确定的只有夏美租下这个房间并不是用来住的。

我放下枪，把手电筒放在两腿间，把一旁的旅行箱拉了过来。这是那种极普通的箱子，用一个吓小孩的锁锁着，只要一根铁丝就可以打开了。

两只旅行箱里装的几乎都是衣服。其中有几件可说是酒家女制服的紧身迷你裙、一件红色调的旗袍、几条牛仔裤与数目相当的t恤。另外，还有两套睡衣、与五花八门的内衣——从黑白相间的袜带内衣到形形色色的丝袜都有一其他还有化妆品、卫生棉若干、三个保险套。没有护照，驾照，没有保健卡，也没有存折，平常可能都带在身上吧！我很能理解她为什么不敢把这些东西留在这栋破公寓里。

我把旅行箱推回原处，随即站了起来，走到水槽旁用纸杯装了点水，又点了一根烟；可能是因为紧张，觉得既口渴又想抽烟。

看来夏美很喜欢克利丝汀?迪奥，穿衣服的品味好像也不坏。

我紧张到喉咙都干了，却只得到这个答案。我把烟头探进水里，确定熄了便扔进口袋里，接着谨慎地找了个从玄关看不到的死角坐了下来。

我并不觉得等人很痛苦。我的青春期，大半耗费在等杨伟民张口说话。平日放学后，我都会站在“药房”门口，等杨伟民吩咐我办事，每逢假日还会站上一整天。有时他所交待的事，即使我有分身术也做不完，有时却根本没事可做。只是不管在什么时候，杨伟民总会装出一副没看到我的样子，有时则会对我感到不耐烦。

我并不想回家，也不想呼朋引伴出去玩。因为老妈又有了男人——这回她泡上了一个日本人——而我自己连一个朋友也没有。并不是只在那段时间，从以前到现在，我都不曾交过朋友，或许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交朋友。有一段时间，远泽几乎变成了我的朋友，但是从他开始堕落后，我才发现那不过是个幻影。我喜欢独处，从不觉得孤单。正因为这样，在有人问我没朋友会不会觉得寂寞以前，我从来没想过独处或许就等于孤单。对我来说，孤单的定义就是失去自己所属的圈子，所以当时的我才会努力想在杨伟民的怀中争取一席之地。

现在我彻底领悟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也知道自己属于哪个圈子了。我是一个不法之徒，孤独地活，也孤独地死。我之所以和中国流氓或杨伟民打交道，不过是为了让身为不法之徒的自己活下去罢了。假如在歌舞伎町掌权的是日本黑道，就算我没办法拜堂，也会站在他们那一边讨生活吧！

等待并不痛苦，也不会让我感到孤单。我的存在就是一个独立的完结，只有普通人才有权利诉苦。我不会发牢骚，只会抢普通人的钱。

有动静了，有人屏着气静静爬上楼来。我握着那把黑星，关上了手电筒，接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墨镜戴上。

脚步声在门前停住了。那人正在四下观察。是夏美？还是其他人呢？我把黑星的枪口对准门口。

踌躇的脚步声没持续多久，就传来了锁匙插进锁匙孔的声音。门缓缓打开，旋即飘来一阵诱人的香水味：来的是个女人。

灯被打开了。我听到她哼着歌，也听到脱鞋子的声音。夏美终于出现了。

夏美好像没看到我，转了一圈面对水槽，旋即讶异地回过头来。

“你是谁！？”

“别出声。”我把枪口对准她，把食指凑向嘴唇。

“你就是夏美吧！？”

夏美没回答，只是鼓着小巧的鼻子，用那锐利的双眼瞪着我。她有一头染成咖啡色的短发，露出一对细嫩的耳朵；那双形状像核桃的眼睛很漂亮，和勾画出有力线条的眉毛一起透露着她的坚强的个性。鼻子不高不低，感觉有点扁，还有一对像小女孩似的饱满嘴唇，下巴有点尖。虽然五官并不算协调，但整体的感觉还算匀称。除了淡淡的唇膏以外，脸上没化什么妆；身上穿着印有普通艺术画的t恤和褪色的牛仔裤；肩上背着lv的皮包，右手提着便利商店的袋子。身高大约一百七十公分，年纪大概是二十五、六。以我的品味来说是瘦了些，但是相信有许多男人会想跟这种女人上床吧！